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隐形巨人”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走完了他63岁的生命旅程。翌日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作诗哀悼：“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幛落霞。”董老是创始人之一，对李克农知之深、情谊切，一句“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将李克农的作用和才华，与唐太宗倚重的大臣房玄龄和秦汉之际的大谋士李左车相提并论，不仅生动描述了李克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间接揭开了一个谜底。在57位开国上将中，李克农是唯一没有在战场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他来自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李克农: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隐形巨人”来 源：《李克农传奇》 作 者: 姚一泽 : 新华出版社 1999年出版李克农上将，曾任人民副总参谋长、外交部副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奉之命前往朝鲜，主持停战谈判工作。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艰苦的谈判中，李克农坐镇幕后，运筹帷幄，既有对敌斗争的坚决，又显示出高超灵活的外交技巧；同时，他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将中朝代表团凝聚在一起，为赢得朝鲜停战谈判的胜利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朝鲜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一方，以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在战场西端的板门店，举行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中朝方面出面谈判的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志愿军邓华将军等。谈判开始不久，美国代表就感到中朝谈判代表团中，有一个“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
这一天，谈判中出现了罕见的僵局，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开口，却又谁也不开口。沉默，沉默……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整整沉默了132分钟，这大概是谈判史上无言相对最长的时间纪录了。
1953年，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鄧華與李克農（前）、喬冠華（后中）、解方（后右）參加朝鮮戰爭停戰談
我驻朝使馆政务参赞、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悄悄起身，走出会场，来到谈判大厅旁边的一座帐篷里，那里坐着一个留着小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新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线重要领导人，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将军。
这时，他正坐在桌前沉思，一支接一支抽烟，茶杯里的水已喝干，和谈判桌上的气氛很相似。
柴成文又悄悄回到座位上去，将攥在手心里的小纸条，偷偷传给旁边的代表手里，这个人看完后又传下去，短短几分钟，中朝谈判代表成员脸上的表情全变了，由焦躁不安变为沉稳而又笃定，一个个沉下心来，挺直腰板，稳稳地坐在那里，化为一尊尊石像一般。
对方再也无法忍耐这难堪、沉闷、压抑的沉默了，马拉松式的耐心竞赛终于见了分晓，美方代表首先宣布：休会，退席。
美方谈判代表一回到住所，把公文包一扔，就叫出声来：“哎呀，上帝！我以为我麻木的双腿再也不会复活了，这该死的谈判像是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当然，谈判中也有最短的纪录：25秒。双方代表刚落座，宣布开会之后，随即宣布休会。真是针锋相对的政治战。
虽然我们没确切的材料证明，李克农率领的情报机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能料事如神，但后来的迹象说明，在掌握敌军各方面的情报上来说，是颇有成效的。据说，中国还提供给朝鲜不少情报。毛主席曾经夸奖过说，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也许是后来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点将李克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工作的因素之一。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每天在总参谋部里通宵达旦工作，他的目光成百次从朝鲜半岛上划过，这是一张特大号的，但他没想到，很快他将亲自踏上这块土地。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那天在饭桌上，李克农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毛主席为啥不直接对刘松林讲，而是把李克农叫来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
“克农，我想过了，还是把那件事告诉思齐吧。”思齐是刘松林的小名。毛主席大口大口地抽烟。听语调，他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哀伤，为了怕影响思齐的情绪，他独自咽下了这老年失子的巨创深痛，始终没向儿媳透露这一噩耗。
李克农清楚地记得，当他离开毛主席住所时，偶尔一回头，正好看见毛主席转脸的一瞬间，他老人家眼角泪珠闪闪。这已是他革命斗争中失去的第六位亲人。
来到菊香书屋，毛主席见到李克农的第一句话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人参加。”
这一时期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哮喘，每天靠打才能入睡。毛主席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李克农当时受使命召唤，无心作其他选择。他回来静下心来想了想，还是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实事求是讲了自己的病情，请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有多种方案准备。
李克农入朝后第一天，7月6日早晨，就见到了金日成。朝鲜人民军指挥所在大约离平壤东北50公里的地方。这里树木葱翠，幽静凉爽，隐蔽安全。
金日成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确切讲是吉林口音的中国话，和李克农一见面就十分亲热。他显然已收到了发给他的电报。
1951年7月4日，给金日成的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而李克农是主持这次停战谈判的实际负责人，因此他是把李克农当做贵宾来接待的。
金日成和李克农由于工作上和历史上的原因，来往甚密，私交也不错。李克农和夫人赵瑛曾有一张身穿朝鲜民族服装的合影，这是在开城驻地拍摄的。那身做工考究的朝鲜服装，正是金日成送给李克农夫妇的礼物。后来朝鲜停战谈判结束，李克农回到北京，金日成每次到北京便要问到李克农，有时自己不存在时间会见，便派人送去朝鲜泡菜到李宅，他连李克农喜欢吃又酸又辣的朝鲜泡菜这一点都很清楚。
李克农和金日成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次谈判中朝方面出席代表：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志愿军邓华和解方将军、人民军少将李相朝。
此刻接到电报，指派柴成文以中校名义为志愿军联络官，因为三方联络官中最高官阶不允许超出上校。这次谈判对外以人民军为主，而实际上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内部，李克农称“李队长”，乔冠华称“乔指导员”。李克农还任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开城的来凤庄自从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这里举行以后，成了世人注目的热点。
那些日子，由李克农主持的集体会议一般是在上午10点钟召开，先由第一、二线的同志汇报当天的谈判情况。当时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
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柴成文是联络官，别人不便离开时由他来往传递消息。
第三线是在幕后坐镇的李克农，负责掌握全盘。情况介绍过后，再研究出现的新问题。李克农归纳后，就谈判中全局性问题再作阐述，讨论出具体方针策略，形成文字上报中央、金首相、彭老总。
每天开会至凌晨，便有电报发向国内、周恩来处。他们二位不看过朝鲜“克农台”发来的电报，商议以后发了回电是不会去就寝的。回电通常一个小时左右便可发回“克农台”，李克农看到了国内指示便对今天的谈判方案有了进一步确定。
有时来往文电每天多达十几份，电报内容十分丰富，大到谈判方针、外交策略，小到帐篷、食物、标点符号，事无巨细。国内有明确意见，实则是一手指挥若定。
这个历史时期，发给李克农的电文大约有几十万字之多。电文开头一般是这样写：“克农，并告金、彭：”
关于更换谈判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项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处理问题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因此，所拟复件，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应）。复件现附上，可于10月4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4日晚播。5日登报，平壤亦同时发表。
李克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周旋于和帮会组织之中，又多次担任办事处主任，和各种政治势力、各色人等打交道，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经验，又有很高的谈判手腕。他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谈判战略思想，又将这种指导思想和灵活的策略结合起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随机应变，从现实出发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在朝鲜战争中的用人安排上，处处表现出的精明之至，李克农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打一谈，“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如同手中一柄得心应手的双刃利剑。
“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要把这个主张打出去，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政策的威力。我们别在会场上纠缠于枝节问题，主要是坚持三条原则：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公里，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
同时，他也想到了需要提示警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刚刚从厮杀的战场上来到会场上坐下来谈判，“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克农反复叮嘱大家，“对我们的同志来讲，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
李克农细心观察之后，在谈判对手中找到了一个活“教员”。他发现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将军不仅是一个极端机灵的政客，还是一个谈判高手。他总是笑意挂在脸上，言词中寸土必争，并且在对手的连连逼问下方寸不乱，把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眨动得狡黠而又富有表情。
李克农对部下指着乔埃那瘦长的身影说：“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把对方的长处吸取过来，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谈判不仅需要策略技巧，而且需要坚强的神经。谈判中有一个技巧就是“拖”，李克农这次可把“拖”的谈判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李克农在1951年12月28日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计划：
（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
（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问题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12月28日1时来电，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处理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北京来的每份电报上几乎都留下了李克农潇洒刚劲的繁体字笔迹。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笔尖在一份电文上凝固了。
他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泪水在心里翻滚，环顾左右，大家都沉浸在对眼前的谈判策划当中，他便把这份电报悄悄收了起来，又继续刚才的讨论，无论如何他无法回国奔丧了。
冬季来临，李克农的健康情况越来越糟，哮喘也慢慢变得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几乎失去知觉。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
李克农强支病体主持谈判的情况没有能瞒过、周恩来。中央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便开始考虑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根据中央决定，赴朝替换李克农。他日夜兼程赶到开城，看到李克农的身体健康情况的确令人担忧。
李克农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面看东西。一会儿就要仰天躺一会儿，大口大口喘气，长时间的伏案，胸口挤压得很难受，心脏跳动时急时缓，好像停止跳动了。隔一会，他就拉开门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透几口新鲜空气。回来再把一把把药片塞进口里，喝口水咽下去。
伍修权看到此情景心中十分痛惜，他说：“你的身体不好，中央让我来替换你一下。”
他接着说：“感谢中央的关心，我现在身体不太好，但是熟悉谈判工作的全部情况，已经摸透了各方面的规律，如果现在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对整个工作不利，因此建议在我尚能支持的情况下，不马上换人。”
乔冠华在自己圈子里被称为“乔老爷”。他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行文洋洋洒洒，张口妙语连珠，但高傲自负、不拘陈规。李克农坐镇开城，不仅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他不愿回国，也有怕下任领导处理不好与乔冠华关系的顾虑。
尽管他感觉和乔冠华较难相处，但他从不当着人的面指责乔，也制止部下议论他的长短，他认为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而往往缺点正是优点造成的。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乔冠华和李克农可以说在整个谈判期间配合默契，互相信赖。但真正令他感动的是在李克农死后了解到的一件事情上。
谈判签字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乔冠华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地给毛主席的报告，都是老头子一个人签名。
事后，周恩来狠狠批评了乔冠华，并且让乔冠华给李克农赔礼道歉，写出检查。乔冠华向李克农承认错误时，眼泪都出来了，李克农只是平静地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你眼里没有几个人，要吃大亏的。
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乔冠华。数年后，乔冠华才知道这份情谊。他对人说，李克农对我这么宽宏大量，我深受感动。我写检讨是出自真心。
中朝两国一起参加谈判，人员中也常有些误解和矛盾。但不到半年，李克农威信有加，大家有话都愿意对他讲，使中朝两国工作人员融洽相处。
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受过大学教育，又上过军事院校，开始有些看不起中国老农民的土样。而乔冠华更不是等闲之辈，平时他写了稿子别人一字一句都不能改，而南日年轻气盛，两人发生了一些争执。
1952年7月10日至7月底，是谈判斗争激烈的时刻，李克农在处理完公务后，分别找乔冠华、南日谈心，这两位同样骄矜而富有才干的人不久便握手言欢。到了8月下旬，谈判进入更加紧张持久阶段，他俩一直到谈判结束都关系融洽，配合有方。
代表团里的一位担任翻译的朝鲜族姑娘，未婚先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的朝鲜族未婚夫束手无策。姑娘泪流满面求救于李克农。李克农先用父辈般的话批评了他们，又批了点钱，让柴成文安排女翻译到哈尔滨住一段，生过孩子再回来。为保护这姑娘，他对任何人都未讲过女翻译突然消失又回到代表团的真正原因，连柴成文也是过很久才知道的。
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弥漫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心底，每到外交部派信使送文件、信件时，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天。
有一次信使来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信使是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派这么大的“官”当信使，这还是第一次，据说是周总理的安排。
大家正看着乔冠华、龚澎夫妇俩眼睛对眼睛，笑嘻嘻的样子很有意思，李克农把大家招呼到一边说：“你们看到了吧，周总理怎样做工作，做得这个细，咱们都学着点儿。”
李克农拍电报，请解方、柴成文等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的也千方百计捎信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大伙在一块开玩笑：“胡公就是胡公，我们学不来，咱们也学不来峡公，连夫妇的私生活也想到了。”
胡公是指周恩来，峡公是对李克农的尊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善解人意，富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谈判代表中有的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满脑子是敌人，恨之入骨，便忘记了谈判方式。
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写给他和乔冠华一封信，信中写道：克农、冠华两同志：
我们的发言稿和新闻稿件中所有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各国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
李克农可可以称为以智取胜的专家，但在周恩来面前，他深感自己还缺少许多东西。
1952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家里传来一个喜讯，孙儿平安出世。得知李克农家添了一个孙子，代表团里大伙纷纷嚷着让李克农请客庆贺，李克农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还真拿出了不轻易喝的茅台酒。席间有人提出给这孩子起个名字，议论了半天，南日大将说：“他是爷爷战斗在开城出生的，为了纪念这一个地区，纪念朝中人民友谊，就取名叫开城吧。”
众人齐声称妙，李克农也笑着点点头。于是，一份带着美好心愿的新生儿名字电报到了北京。李克农夫人取其谐音为凯成，盼望凯旋成功归来之意。这个有双重意义的婴儿，30年后已成为总参谋部里一名上校军官。
朝鲜谈判目的是为了停战，实际枪炮声不绝，连谈判中立区也常常会发生炮击事件。一次李克农乘坐的吉普车被美国飞机扫射的子弹打破了轮胎，还有几发子弹擦着耳边飞过去，幸亏司机沉着镇定，车子没有扣翻过去。回来后，李克农的马靴上还有擦过的弹痕。
1952年11月中旬李克农、乔冠华、解方、边章五等几位领导同志回国短暂休假，见到家人，李克农风趣地说：“差点儿翘着辫子去见马克思。”还拿出在这辆打坏了的吉普车旁拍摄的一张照片。这大概是李克农又一次在枪口下死里逃生。
6月17日交信使带回的信包括头尾并加年月日共计334字，你的懒，你的吝啬已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建议在北京医院顺便检查，抽去懒筋，俾改懒病。
杜平同志6月17日去碧潼开敌工会议并彻底了解俘管工作。双瀑别墅，朝夕在一起的仅解、乔（即解方，乔冠华）、我三人。花影月下，柳荫溪前，不无寂寞之感，所以希望你病好后，如愿同来开城的话，请早日命驾。我已托朱早观同志仍按去年旧例，请他代办一些“八一”、“十一”招待与联欢的食品，如有可能，即由你督促带回，否则由外交部派人送亦可。抗美援朝纪念章已代领三枚，除你一份外余两份请转郭得顺、李振发二同志。你回时必须在胡公（即周恩来）处多求指示，对敌总估计、谈判前途（包括政治谈判）、对友可以援助的具体方针、今后干部安排等等，力求尽详，万不可再懒，否则见面时难以处理的后果由你负责。聂总处你出院后应该去一趟，并替我请示问好，开城情况亦具体的报告一下。尚昆处必须去，因为他对代表团全体同志是关心的，同时也可在他那里请示一番。
“打灯笼的外甥”每天在板门店“照舅”，除两次休会共六天外，无更多的新闻可告。老乔身体甚好，我亦健康，反正胜利后再说，现在多谈无补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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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军事、外交互相交织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是第一次面对美国作为直接的谈判对手。两年过去，原来满头青丝的李克农已双鬓斑白，每一个参与谈判的人员都有筋疲力尽之感。
1953年6月8日终于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周恩来深夜打电话给李克农，慰问代表团全体成员，大家忍不住热泪盈眶。
紧接着，李克农倾注全力为争取达成停战和停战协定签订后各项条款的实施。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他的独创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关于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军事分界线本来在谈判之前我方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美方拒不承认，因为他们五次战役之后，东段三八线以北所占土地较之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所占土地面积稍大。双方僵持不下，看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许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下一步谈判便旷日持久地拖下去。
李克农和乔冠华、邓华、解方商量后，又和参谋人员仔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不能光从地图上看面积大小，志愿军在西段三八线以南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而且有古都开城，较之东段三八线以北地区，无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美军并占不到什么便宜。在商得南日同意后，李克农大胆向中央发电，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周恩来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使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得以达成。
第二件事是著名的送签仪式。1953年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头一天，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时刻终于要降临了，中朝代表团驻地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当中，连新闻记者也到驻地来讨杯酒喝，高兴高兴。但李克农此时却异常冷静，皱着眉头在地上走来走去，越想越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召集会议。他捋捋下巴一寸多长的胡须说，李承晚不得不接受停战，是在中朝人民军队打击下和美国政府安抚下不得已的，他会不会搞破坏，谁也不能够确保，如果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的时候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这种事件造成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反复研究，李克农说，我们完全拒绝李承晚集团的人员进入板门店中立区有一定可行性，但不可能完全限制记者入会场，这里面就可能出问题。还是不选择双方司令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
值得耐人寻味的是，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看来对李承晚不放心的并不是一家。
早在一个月前，原定停战协定要签字时，李承晚制造了扣留战俘事件。彭德怀司令员从北京到平壤就和李克农通了电话。
李克农说：“彭总，现在李承晚是狗急跳墙，又在扣留战俘上出难题，制造危局。但这种局势很快会过去的，我们始终相信你仍然很快能到开城来。”
果然，彭总指挥的金城战役也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歼敌7800余人，收复失地778平方公里，给李承晚军以沉重打击，他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老实签字。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不寻常的签字仪式在板门店新修建的大厅举行。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然后又送到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
7月27日下午，彭德怀如月前李克农之约，果然来到了开城来凤庄；7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彭德怀身材魁梧，脖颈却很短，他习惯于背起手走路，样子很像朴实的老农，但目光锐利。他签字时面对用血肉写成的文本，说了一句：可惜。
李克农这天一早就起床刮干净了胡子。为父亲蓄须纪念已过周年，停战谈判签字即将大功告成了，他边刮胡子边照镜子，那舒展的眉结仿佛最能流露出他心中的轻松和兴奋。
当李克农陪同彭德怀一步步迈上台阶，走进志愿军新修建的办公室签字时，记者拍摄下了这一历史性镜头。
和平第一天，李克农躺在土炕上，平心静气地聆听窗上的动静。半夜时分，硝烟和火药味都随夏风荡然无存。一阵阵潮湿清新的空气扑进窗来，四周静寂无声。近三年来，李克农紧缩的心第一次这么舒展地放松，他心里默念道：“和平是多么美好呵！”这一夜，他睡得很深，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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